一个致公党员的毕节情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暑期，骄阳似火，当年我18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从江苏到贵州毕节。从此，开始了我与毕节50年的不解之缘。
前往贵阳的路并不寂寞，因为有几个同学同行，但有些慢慢长远。那时火车很慢，也就三、四十公里，烧煤，没有空调，车窗敞开，每到一站，停留蛮长时间。经过两天三夜的旅程，通过无数的山洞，带着一身煤屑，来到了贵阳。
贵阳只是中转站，与同行的同学珍重道别的时刻到了，一名同学去云南，另一女生到了遵义，我被派往毕节。早上七点的长途车，开始了漫长的上坡下坡，到处是U型的急转弯，路面不好，汽车一过，灰尘蔽日。晚上七点，路上吃了一肚皮灰的我，终于来到毕节城关，下榻于商业招待所。
毕节，史书一说，是从原住民“比跻”而来。明洪武十五年（1384年）移乌蒙卫到毕节，“立栅为城”，改称毕节卫，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始撤栅改建砖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4年），当任知县撤砖城，建石城。解放后，毕节县有两次易名，第一次是改称毕节市（县级市）,第二次是因为毕节地区改称毕节市，原毕节县改称七星关区。
我的工作分配终于有了终点，“定位”在毕节县清毕路上的某局，局长也是江苏人，他一句话，“大城市来的，不要再往下分了”，就决定了我的命运。过两三年后“文革”期间分来大批大学生，都分下区了，他们很羡慕我来的早，留在城里。
工作看来还能胜任，局长叫我先学习，多多了解情况，有时间下区里跑跑。下班无事，就去逛街。站在城中心的丁字路口，三个方向的主要干道，向西威宁路，向南清毕路，向北大小横街，各只要几分钟就可走完，夸张一点说，捉一只公鸡在丁字路口啼明，全城都听得见。我想，几百年的历史，没有给毕节留下什么骄傲的发展，由于山区交通的不便，使毕节仍然保持在经济低下、文化落后的状态。
晚上，梦中突然被一声“炒米糖，开水”的悠长吆喝声惊醒，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知道在清毕路暗淡的灯光下，小贩挑着担子又在冷清的街面上招揽顾客了。农村赶集，毕节称赶场，是中国农民在约定的时间买卖或交换物品的聚会，届时，平常冷清的清毕路热闹非凡，附近的农民背着背篓或夹兜，手上提着物件，牵着小孩，摩肩接踵，来往穿梭，珠市坝猪市上大小猪仔一起乱叫，给喧嚣的市场增添了音响效果，如遇秋季送交公粮，赶场的日子，还要加上骡马驮运粮食的队伍，集市上更是水泄不通。
六七十年代各种“运动”延绵不断，我刚工作时碰到的是“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当时，我也不懂什么“运动”，为什么要搞“运动”，只知道“有识之士”告诉我，又要抽人下乡了。县委就在各局抽人，我是单身汉，首当其冲。集中，集训，分配任务后，随着我在的工作队，背着铺盖，先乘了一段汽车，到了较边远的普宜区，再步行四十华里来到更边远不通公路的龙场区，那就是我为时四个多月参加首次“运动”的场所，无可磋商。
我隶属的工作队分在左坭公社，来接我们的公社书记使我大吃一惊，穿着怎么像我故乡的乞丐？后来，慢慢习惯，边远地区的农民太贫穷了。在公社简单休整后，我与另一名成员分到大坡头生产队，两人住在一年事已高的农民夫妻家中，开始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我们睡在堂屋里，我的铺位与老人的棺材（寿材）紧贴而平行。由于好奇心，我偷窥了户主的寝室，老夫妻的被褥上面一层灰。
工作队的工作看来简单，就是“整”那些“四不清”干部和其他“坏分子”，要他们交代问题，如多占自留地、偷砍树木、走资本主义等等。方法一学就会，就是拍桌子、瞪眼睛、大声喝骂三部曲，一次晚上开斗争会时，我如法炮制了一下，果有奇效，当场得到应邀参加会议的公社书记的夸奖，说小小年纪，就“进步很快”。然而，时间久了，我感到寂寞和无聊。这儿没有我熟悉的东部城市的宽广的街道，没有电车，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幸好一张挂在农户家里的宣传画上有这些东西，我时时注目观看，聊以自慰。
转眼到了三月，春天来临，大地上的油菜花满山遍野，竞相开放，香气四溢，再看看远处的群山环抱，溪水潺潺，山寨人家，好一派南国风光。但你切切不可接近山寨人家，当时少不更事，想一睹“人家”芳颜，哪知寨里垃圾成堆，道路泥泞，臭气扑面而来。从此，我对艺术上强调的“距离产生美”更加笃信不疑。
熬到六月初，回去的通知终于来了，这次“四清”运动行将结束。当时，心里嘀咕，不知过几时，又要下来了。回城后不多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县里头头再也顾不上组织什么工作队下乡，他们自己正要面临“触及灵魂”的再教育，我着实松散了一段时间。
不在农村参加“运动”，城里仍然要参加“运动”。县里各机关白天工作，晚上集体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学习”就是揭短，都在帮别人揭短，有的有过贪污，有的成分是地主，有的原来嫁过国民党的兵，有的老爸做过土匪，有的同情右派，有的人从湖南探亲回来私下讲过彭德怀的好话，不一而足，都拿出来晒晒，俗称“炒冷饭”，但个个面红耳赤，情绪激昂，表现自己“最革命”，我当时工作不久，又下乡“运动”了几个月，同事对我无短可揭，我对同事更无短可揭，便成了唯一的闲人，他们热闹，我就遐想：这些同事有家有室，白天工作，晚上“革命”，什么时候做家务呢？
“文革”中期，我被调到毕节某中学任教，开始了我的近四十年的教师生涯。高考制度的恢复，给我带来福音。77年恢复第一届高考，自觉年龄偏大已成家有孩子等原因不敢去考，后来看到比我大的人录取了，思想顿时解放，坚定了我试试的信心，半年后，78年的高考，我竟以全县最高分录取在贵州某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涯，在贵阳、毕节之间没少跑，看来，有了家庭牵累是不宜再去读书的，就像种植庄稼，不能错过时令一样。一年一年的寒来暑往，终于等到了大学毕业，除了毕业证书，还发了学士证书，那时对“学士”这玩意还很陌生，觉得新奇，也有点骄傲。
根据“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我又分回毕节，仍在原中学任教。又过了二年，因家中老人需要照顾，带着对毕节的无限眷恋，我调回江苏一所高校任教。
从简陋的行装来毕节，到带着家眷离开，经过二十个春秋，那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代，是我不可磨灭回忆的地方，那里还有我的同事、同学，还有我的学生，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很理解“蹉跎岁月”、“孽债”等纪实文学的知青作者的心情，他们“插队”的地方，和我一样，留下了“根”。
唯一遗憾的是，直到我离开乃至以后几年，毕节仍然保持着几百年来固有的贫穷与落后，在与同事和学生们的联系中，每每谈及此事，都唏嘘不已，我们都在盼望一个历史机遇，给毕节以重生。
这个机遇终于来了。1988年6月，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针对毕节地区“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三大关系到生存与发展的突出问题，向国务院申请并获批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同时，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代表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发出邀请，请求对毕节试验区开展智力支边扶贫工作。邀请得到了积极回应与支持。毕节试验区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力量及其社会力量共同攻克喀斯特高寒山区贫困的试验场。
致公党中央先后在毕节市（原毕节县，后七星关区）设立智力支边扶贫联系点，中央统战部与其他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也纷纷成立支边协调小组，进行了长达25年的智力支边对口帮扶工作。
调回江苏后，我又回过毕节多次。特别后几次，看到毕节日新月异的变化，令我惊叹不已。我的学生、现任七星关区政协副主席邹芝华专门负责与致公党帮扶的对接工作，对各级致公党组织在毕节开展的教育扶贫、科技扶贫、推进新农村建设、扶危济困等活动，她是如数家珍。她对我说，致公党开展的工作一件一件在她本子上记着，也深深的在毕节人民的心里记着。
作为一名致公党员，我为致公党各级组织在毕节扶贫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作为一名曾经的毕节人，我对致公党心存感激。我曾经长久的思考，我能为这个日夜眷恋的地方做些什么呢？回到江苏，我把这个想法跟我的朋友们交流，他们都非常热心，希望通过我联系到一些贫困学生从而开展定向资助。如今，只要有时间，我就前往毕节，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掌握一些贫困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把江苏热心人的帮助带给他们。
我徜徉在七星关区宽阔的“三十米大道”上，看到整洁的街道两边高高耸立的大楼，街上穿梭往来的人流和车流，心想，这与我熟悉的东部城市没有两样呀。在 “百里杜鹃”大道上，看着路边巍峨矗立的“同心阁”，人们修建它，就是为了一份纪念，纪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用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在毕节试验区“同心”创建的奇迹，这奇迹被人们称为“毕节模式”。
“毕节模式”的形成，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共同推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伟大创举，也成为统一战线成员投身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阵地。“毕节模式”是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的具体尝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共建美好社会的样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统战特色，将永远载入史册。（伍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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